义乌进口市场的探路人

亚太日报记者 梁晨婕

在义乌人流鼎盛的那几年，几位乘客拼一辆出租车去商贸城是习以为常的事；对司机们来说，主干道上五分钟的车程堵上半小时也是家常便饭。而如今，人们都感叹客流大不如前，随之而来的推理是——义乌的市场在逐渐冷清。

义乌商务局局长王碧荣对这个说法并不陌生，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自然聚集起各路媒体的关注。人流的减少没有引起他的担忧，因为他知道这是市场转型升级、普通人群大量返乡带来的必然结果。“原来散乱的企业要进行升级，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所以城市的人流就少了，但是我们整个城市在发展，市场在升级，从之前的以出口为主，到现在出口和进口两条腿走路，贸易也没有下降，今年我们出口贸易量1~9月份增长40%，食品和农产品进口额增长超过90%，中低端市场正在向高品质市场转移。”

今年开始，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经济寒冬”的说法甚嚣尘上，民营市场更是担惊受怕。而在十年前，2008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面临真正的凛冬，义乌却在那时“嗅”到了进口市场的气息。

卓钟伟2004年回国，此前在西班牙生活了27年。他的老家在浙江青田，回国后最先开始做出口贸易，近几年转为专业红酒进口，目前经营着青田华创贸易公司。这次他带着上百种品牌的进口红酒，以西班牙国家馆的形式，入驻义乌进口商品博览会秋季展，想为自己在义乌的分店找到更多的代理商。

2008年的金融危机虽然给中国市场带来冲击，但也给嗅觉敏锐的义乌商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机会——是默守陈规继续出口还是大胆创新试水进口？那时候，国家关于进口还没有明朗的政策和倡议，“我觉得很多商人都有潜在性的感知，中国想要融入世界，想要为自己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就要持续开放，那肯定要吸纳越来越多的国外产品，”卓钟伟说，“国外的品牌是有限的，别人拿到总代的时候你就拿不着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试水。”

在海外生活20多年后，卓钟伟觉得还是中国的制度和环境更适合自己的生活和经商。2001年他在西班牙购置了第二套房产，但至今他没住过也没拿到过收益，西班牙政府人权大于一切的框架让他很是无奈，“我有两套房子，如果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孩子无家可归，想住到我第二套出租的房子里，那她就可以住进去，也不会给我租金。政府是以人为上，以人为主的，那这样的话，我自己的房产我不能保证，还要自己去付电费、水费和物业费，谁还愿意去投资？”

回国这些年，卓钟伟也切实感觉到了中国政府在商业贸易上走向世界的决心，义乌的商贸政策对他来说更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义乌是一个很适合做生意的地方，一个商贸城市，物流便宜，仓储便宜，对于生意人来说，物流仓储便宜，才能降低自己的成本，赚到更多钱。”

2008年，义乌开始了进口市场的主体培育。政策鼓励出口业务为主的企业转型进口或进出口并重，此后几年，商贸城逐步扩大，开辟出新的天地专门给做进口的商家。

本地商人贾献伟近几年来亲历着这些变化，他以出口服装皮鞋生意起家，在2013年开始做进口，之后他逐渐发现了进口的乐趣，“虽然说出口的量很大，可是你卖纽扣，可能这二三十年都是卖纽扣了，你就只能想着怎么把纽扣的成本压低，或者是怎么提高它的质量。但是做进口不一样，形形色色的产品都会接触到，比如我一些朋友是做红酒的，他可以去品味、了解红酒的文化，知识面就会拓宽很多。我现在做进口，可能还没有赚到很多钱，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多东西，包括非洲的一些文化，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我就会把非洲的一些乌木、黑檀木拿过来再结合中国的一些文化进行改造。”

在生意场多年，贾献伟更看重合作方的诚实和真诚，“供销商标榜自己多好是没有用的，要把实实在在的东西拿出来，而且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我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到底是真正的供应商，还是个二道贩子。”目前他的客户来自全国各地，上海、广州居多，其中还包括一些旅游区、礼品公司等。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贾献伟跟随义乌采购团入沪，与一位生产缅甸花梨的客户达成合作意向，正准备进一步对接。贾献伟觉得，上海的进博会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产物，面向金融、科技等更高端的市场，而义乌为那些没机会去上海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展示和对接的平台。“国家是2018年才开始向世界表明我们要真正开放进口，而义乌从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了。义乌走在前面，制定了一些市场的标准，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进口方面来学我们的标准，尝试我们的标准，去完善这个标准。”贾献伟说。

黄媛丽最开始做进口是观察到自己和周围人对海外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尤其是母婴类用品，大家更倾向于选择品质高、更环保的产品。此后她便深耕进口日用品市场，在上海进博会首日就签下1000万美金的订单。如今她作为义乌进口商会的会长，给会员树立的是“维护正品市场，做第一手货源”的理念，她希望能以身作则，带领义乌进口商打造值得信懒的口碑。

谈及对义乌未来进口趋势的展望时，黄媛丽说自己只有一点担忧——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导致授信困难。王碧荣也谈到了这点担忧，他认为主要是由几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是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风险性的担忧，怕犯政治错误，怕担政治处分，而大规模的国企他就不担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错误，事实上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是一样的，不应该对民营企业有歧视。所以金融机构理念上有待创新，政府一直在要求他们拿出新的金融创新改革方案，但是行动比较迟缓。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的进口商来自全国各地，在义乌没有实物资产，所以很难贷到款。我们在这一块还是要解放思想。”

这些进口“探路人”身上有着某种共性，生意人是追求利益的，利益使他们的市场“嗅觉”格外敏锐，但在利益之外，他们的“勇”又似乎是义乌营商文化的传承，贾献伟说，“我觉得义乌商人是不安于现状的，敢闯敢干，赔本买卖也愿意做。其实就是舍和得，如果你有舍弃的勇气，老天会眷顾你的，国家也会眷顾你。我们站在转型的节点上，要勇于跨出那一步，做不到可能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缺了哪一个，但如果做到了，那就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