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然的话

人想事情出了岔子，多半不是因为心术不正，也不是学问不够，更不是赶得慌。那毛病，常是从一个静悄悄的地方起来的——把自己心里想的，当成了天经地义。

有句老话叫“想当然”。譬如看见日头打东边出来，就觉着永远该打东边出来；听见鸡叫三遍天亮，就说是鸡叫亮了天。这么想着想着，一座道理的大厦就盖起来了，梁是梁，柱是柱，可地基底下是软的。

亚里士多德说过，论证要有“头一个理”。他没说的是，这“头一个理”往往是我们迷迷糊糊捡来的。总觉得过去怎样，将来还怎样；两件事挨着，准有关系；一回办成了，回回都能成。先这么认定了，才顺着往下想。

就说“预料”吧。明儿是晴是阴，市上的行情涨落，我们料这些的时候，心里早存了个“照旧”的想头。这想头不提，可顶要紧。一旦事情变了样，我们怨天怨地，怨材料不准，怨变故突然，独独不怨自己那个“照旧”的想头。外国有位休谟先生说得透：归纳法靠的是习惯，不是道理。可咱们还是照样过日子，好像明天欠着咱们一个“不变”。

一样的毛病，又生出“非此即彼”的笼子。事情总看成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成就是败，不是善就是恶。这不是世道本来如此，是人心图个省事。老戏里有个克瑞翁，觉着忠国和顾家势不两立，结果酿出大悲剧。错不在他心狠，在他把世情想得太绝。人心呀，总把“复杂”当作受不了的东西。

“先后”当“因果”，更是老毛病了。乙跟在甲后头，就说是甲招来的。鸡叫天明，说鸡叫来了太阳；新令才下，经济长了，说是新令的功劳。古罗马的西塞罗就笑过这理，到如今不过换了个名目。明明知道“连着不一定是引起”，做起来还是把挨得近当作有牵连。这毛病深，是因为咱们总觉得世事该有个头尾分明、因果清爽的故事。

再说“以偏概全”。见了几个扎眼的例子，就当是普遍情形；少数人嚷嚷得响，就当是大众的意思；三五份答卷，就替了万千人的心思。搞统计的常说“选择偏倚”，可人还是信自己眼睛碰见的。肯开口的，本就不是平常人；能看见的，早筛过一遍了。法国那位蒙田先生说得好：“人真是疯得可以，造不出一条虫，倒忙着造几十尊神。”他还该添一句：又从三两件稀罕事里，造出天下的理。

“比方”这东西，用好了能照明，用过了就迷眼。因为两样事物有一处相像，就推测处处都像。国家比家庭，心思比机器，社会比市场。有些比方让人明白，有些反倒把水搅浑。毛病不在打比方，在把“像”当作了“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先生爱编些荒唐的比方——地图和疆土一般大，图书馆就是宇宙——他不是真信，是要人看看这“像”里藏着多少玄虚。

如今讲究“凭本事吃饭”的年月，顶容易犯的是把“少不了”当成“足够”。考学少不了好分数，可好分数不够；研究少不了经费，可经费不够；成事少不了才干，可才干不够。咱们却常把这一样当了保票。事情不如意，就觉得天地负了人，好像订过合同似的。其实哪有什么合同呢？是我们自己想当然，以为一样能顶百样。

往大里说，几百年间人都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不是星星月亮告诉他们的，是他们想当然——觉着人该在正当中。这念头先是心里长的，后来才成了学问。直到哥白尼、伽利略几位，把大家眼里“不用说的理”拿来问了一问，天才换了个排法。错不在看得粗，在信得死。

这些毛病，归总起来，不是推演得不对，是开头那步“想当然”没审一审。道理只能管递到它手里的东西。若是悄悄把个假定塞进去，它还能推出严丝合缝的错来。心思还得意自己的周全，不知道是把自信错当了严谨。

所以要真想明白，不单是推论得仔细，更要在起头那儿停一停，问自己一句：我这是把什么当了不言而喻呢？蒙田先生写那些随笔，不是为下结论，是为查自己；博尔赫斯先生造那些迷宫，不是为困住谁，是为让人看见咱们不知不觉砌起的墙。他俩教的是一样的事：清楚，是从怀疑开始的——不是怀疑别人，是怀疑自己心里那些“当然”。

想当然是免不了的。人不能凭空想起个头。明白和糊涂的分野，不过在于我们肯把哪些“当然”拿到亮处看上一看。（文/李嘉明Jimmy Li）

（李嘉明，中国学子，在美留学，蒙哥马利贝尔中学学生，全美辩论赛顶级辩手，辩论领域优秀研究者。在多次全美辩论赛事中斩获冠军，热爱阅读与写作。）